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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人格者不同于一般自然人，他们的人格权益保护应当根据他们准人格的特征，规定有别于一般自然人的人格权之保护。

②事实上，早在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服务的通知》中提出：司法建议作为化解矛盾纠纷、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司法服务手段，是人民法院审判职能的延伸。(15)卫建萍：《上海一中院司法建议工作规范有效》，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11月24日。

事实上，尽管我国的法院仍处于在政治权力层级中的弱势、法律与行政机构夹缝的境地，但司法建议也能够使得法院践行法治的领域得以拓展，法院可以通过智慧地选择建议的对象、建议的内容和建议的时机，有力地督促社会主体对各项法律规范予以落实。当民间借贷纠纷高发、风险剧增，县政府及相关的政策研究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工商行政部门、经济主管部门早就应当进行充分的调研并制定相关的政策与具体措施。(14)参见沈言：《遏制侵犯国有资产犯罪，推动国有经济健康发展》，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2月16日。直到普遍涉案后，才在法院司法建议的促动与提示下，采取相关的举措。⑤显然，这些法律所规定的司法建议，与最高人民法院所要求的司法建议相去甚远，后者指向审判执行工作中发现有关单位普遍存在的工作疏漏、制度缺失和隐患风险等问题而提出的司法建议。

特别是，由于刊登的均为优秀司法建议，因此并不必然能够全面反映我国司法建议工作的客观实情。而就社会的法律服务人员与机构而言，无论是企业的内部法务人员、外部顾问律师，还是政府内部的法制机构或外部的顾问律师，往往也因为工作重点、工作水平、话语地位、决策权力等因素，未能充分发挥其对企业、行业协会、政府机关的法律指导与顾问的作用。正因如此，公法行为与私法行为在行为主体、构成要件、效力内容、法律救济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必须分而治之，不能混同。

这说明这个决定对行为主体自身已经产生效力，如果送达相对人，对相对人也产生约束力，而不是等条件成就或期限届满才产生约束力。[3]柴发邦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中国法律出版社1958年版，第76页。对法律效力问题，由于研究不够深入，相关制度不够完善，法律实践出现了一些混乱和错误。但是，实践中如果某些行为没有进行审批就承认其效力，则会带来诸多问题。

所谓效果意思是指行为具有行为人所希望实现的法律效果。如《保险法》只规定合同的成立要件，《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只规定合同的生效要件。

一是宜用存续力代替确定力。过于单一的效力形态明显不适应客观情况需要，导致调整相应社会关系缺乏科学性，会出现浪费资源的问题。如果说此时合同尚没有生效，那上述义务从何而来?[9]如果认为此时合同尚未生效，行情对卖方有利时，其就办理手续;对其不利时，就可以不办理手续，这显然对买方不公平，并带来交易风险。对于无效的法律行为，应采取确认无效的方式予以处理;对于可撤销的行为，应予以撤销;对于还没有生效的法律行为，应确认其未生效。

重建法律行为的效力体系，要对法律行为进行精细和科学的类型化，要区分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要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内容重新进行概括，要重新建立法律行为有效和无效的判断基准，要对不同的法律行为设置不同的效力形态，要对不同的效力形态适用不同的救济手段或法律处置措施。对无效法律行为，可以不受诉讼期间的限制。参阅王利明:《合同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年版，第135-137页。只要认真阅读相关法律条文就会发现:有时违反了必须、禁止性规范的，其危害性并不是很严重;而有时违反了应当性规范的，反而后果可能很严重。

只有这样解释，案件才能得到公平合理处理。[7]准行政决定与行政决定的效力是不一样的。

[16][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2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92-93页。[5]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页。

合目的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法律规范的目的，如果违法行为不但没有违背反而是强化这个目的，就没有必要宣布其无效。但是一个准法律行为或准行政决定，就不一定具有执行力。一审判决既然做出了，只能说是没有确定的判决，但应该已经生效。但是，这种瑕疵常表现为一种技术性错误，一般不会对行政行为中的法律问题产生实质的影响，就此否认整个行政行为的效力，不符合行政效益原则。关键词: 法律行为 效力 重构法治规范的核心是人的行为。例如对于很多行政审批行为，并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进行审批，该行为就无效。

[12]那么什么是强制性规范?一般说来，法律调整主体的行为的规范体系是通过可以为某行为、禁止为某行为和必须为某行为三种行为模式建构的。不同部门、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立法在概念使用上都会有所差异。

这种观点通行于《民法通则》颁布以前的民事法律界。为什么不赞成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是法律行为的说法?因为在特定的背景下，任何行为，不管是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都可能具有法律意义。

本文认同第三种意义上的法律行为。也就是说，法律行为效力的产生并不一定在同一时点，可以是一个过程。

比如将行政法律行为分为行政规定、行政决定、准行政决定和行政合同等类型，因为行政规定、行政决定和准行政决定的效力内容也各不相同，只有进行多层次的具体准确的类型化，才能具体描述效力的内容。法律行为是行政法、民商法、诉讼法都会涉及到的法律概念。由于其违反依法行政理论，需由有权机关经法定程序消除其法律效力。对应该履行而没有履行的，还要用履行判决或者给付判决。

行政行为一旦成立，对自身的拘束力即已经产生;如果向相对人送达则对被送达的相对人产生效力;一旦该行为公示或在主管机关登记，则产生对世的效力，但是该行为的实现力、执行力如有附条件或期间情形，则要等到所附条件成就或期限届满之后才产生。一般情况下，只要具备这几个条件，法律行为就应视为已经成立。

一般认为，行政行为的效力包括确定力、执行力、拘束力等效力。行政行为效力内容一般表述为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在民事行为理论中，对效力内容没有作详细区分，但笔者认为应当分为确定力、拘束力和实现力为宜;司法裁判行为也具有确定力(或既判力)、拘束力、实现力等方面的内容。

要想解决实践中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区分行政行为和司法裁判行为，对这些行为的效力分别进行研究，进而探讨二者的关系。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不对法律行为效力进行全面系统阐述，仅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简要剖析，以期为大家勾勒一个构建法律行为效力制度的基本思路。

[10]有些法是合法的，而有些法本身就不合法，是恶法，简单以合法性来判断，就有可能背离正义。[6]大陆法系民法理论通常将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分为一般成立要件和特殊成立要件，前者是指一切法律行为必不可少的共同要件，后者是指就某种法律行为而言，除一般要件外，还必须具备特殊的事实要素。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因为如果该行为己触犯了刑律，还认为相关民事行为有效，是不可思议的。不过，既然行政决定违法，出于法治国家的考虑，除非更高的利益需要作其他对待，否则就应当清除其法律后果，并且在此之前有时还需要中止其效力。

笔者倾向于按照瑕疵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这也是行政法学界一种主流观点，即分为重大明显瑕疵、一般瑕疵和明显轻微的瑕疵三类。可以通过例举加概括式的方式加以规定，不断地对重大明显违法的情形加以细化，逐步限制司法者的自由裁量。

但这种效力的消除并非一概而论，而是要基于信赖保护等原则综合考量。即使是同一种效力内容，如实现力，不同的实现力也是可以分步实现的。

一、重建法律行为的效力体系，要对法律行为作出科学的、精细的类型化处理几乎每一个法律问题的探讨都伴随着类型化的研究方法，因为科学的分类使问题的研究更具针对性。生效要件一旦具备，即意味着合同的效力开始释放，开始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及相关主体发生影响力，意味着当事人设定的义务开始履行，权利开始兑现。